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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姓起源问题概述

2015-03-06 10:20 来源:樊氏宗亲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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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樊哲祥原创,选自《樊氏渊源概论·樊姓起源》一节。请引用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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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根溯源,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的天性,樊氏也不例外。自子迟七世孙琅公肇修族谱以来,关于樊姓渊源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千百年来的樊氏文人志士,尤以明、清两朝儒臣博士为最盛,如明尚书樊莹(字廷璧)、太仆少卿樊玉衡(字以齐)父子等。尽管渊源问题突出,各种说法没有达到完整地统一,但是各地宗派林立,堂号纷呈,诞生了如三阳堂、惇叙堂、柔嘉堂、宗孝堂等堂号和派系。
    为什么对于渊源问题,一直尚无定论、达成共同的意见?大致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樊姓的起源多样化
    比如东汉《风俗通义》、唐《元和姓纂》认为,鲁献公次子仲山甫因曾辅佐周宣王中兴,受封于樊邑,其后有樊氏。《左传》和《通志·氏族略》则记载,樊姓为殷民七族之一,为汤王的后裔子孙。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世本》则记载,“巴郡蛮”五姓有樊,始出武落钟离山。
    这几本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成为历代儒臣文人旁征博引的重要佐证。《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在今天的樊氏宗谱序中依然可以看见它被历代传承的误讹记载,比如江苏丰县谱序。而其它几种起源说法,因为离殷商时期久远,或缺乏文字记录依据,樊氏名人又乏善可陈,其繁衍情况故此不得而知。
    第二,由于历史的变迁,樊姓播迁各地,士族亡其家谱
    兵燹灾荒,时局动荡不安,是樊姓先辈们流离失所、散居各地的一个主要原因。周时秦、楚兴国,地域吞并扩张;先秦时期如楚汉之争,“或居于楚,或集于梁”[1];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兵荒动乱,元末明初的强制性移民政策,迫使樊氏族人乃至族群不得不背景离乡,远离栖息生养的故土家园。对于这样分散外徙的支派,例不在少数,因当时缺乏文字述载,祖祖辈辈只能口传相授,逾年迭代之后,也渐渐失去了真正的宗渊。因此,要疏理这些零乱的樊姓渊源,确实不易。
    按照宗谱世系理论,支派(别为小宗)的世代和范围是随社会变动而非持久性的,“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牒废绝”[2]。简言之,宗源的湮灭,与战乱、政治环境、选举制度的变化,以及姓系学不再适合当朝社会的需要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官修典史名人乏善可陈,私家修谱日渐荒废
    中国的官修正史、典籍,某种意义上是书写统治阶级皇亲国戚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尚难允称信史” [3]。对于普通的民众,除非官位显赫、功勋卓著,或引领朝刚,或位及三公辅相,才有可能在历史沉浮的波涛(典籍)中多少留下一丝痕迹,上至高曾祖弥及身,下达儿孙玄嗣,世袭奉禄和官爵。可是,纵观国学经、史、子、集等著作,樊姓豪门达人寥寥无几,远不能延续为一条完整的宗脉传承。即使最为兴盛的东汉时期,湖阳樊重传承了一门五侯的辉煌历史,但也仅仅延续了不到二百年约六、七代人的时间,便以“樊子失业庾公昌”而宣告了南阳樊氏一族的衰落[4]。相对于几千年的樊姓历史,也是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
    官修谱学尚且如此,只能依赖于私家谱学。私人的世系谱虽然历代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与官方的姓系谱相比,程度要轻得多。在今天看来,如果不借助于宗谱、家乘等私家谱牒来记载的话,诸代族人淹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显而易见的。在唐朝以前一般为官修宗谱,因而用官选人可遵循“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名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尤盛,而私家修谱也只是在宋以后。对于消耗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宗谱编纂工作,是一般身为农民、杂役小吏、乡绅贤士的士族可求而不能及的事情,遂被荒废。
    第四,“详本宗而略别支”的不同记谱方式,使后人缺乏参照缉对的根据
    宗者,统族人以奉祀也。《周礼》曰:“四闾为族,使之相葬。”郑玄注:“闾,二十五家;族,百家。” 即以百家同姓家庭为一族。
    然,秦汉之前的“族”多指三族,即父母、妻子、同产(兄弟),而不是五服以外的同姓族人[5]。三族之外便疏远了,故不负法律连坐相收的责任。《史记·吕不韦列传》曰:“夷嫪毐三族”,篇末史公《赞》曰:“遂灭其宗”。
    秦汉之际的“宗族”范围如此狭窄,显示了古代氏族社会解体后以编户齐氓为主的基层社会结构血缘的功能比较淡薄。大约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复兴,古代宗族的社会功能有所恢复,血缘在人群结合关系中的作用才逐渐扩张。也就是说,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群结合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中才逐渐发挥主导的作用,最为明显的是世家大族的兴起。
    这种宗族范围的狭义性,直接导致谱籍中对超出三族之外直系宗亲、姻亲的淡化,甚至根本不作记载。加之受“有司选举,必稽谱牒”的用官选人政策的影响,为了彰显门第,那些“高尚不仕、隐于里闾”的族人,甚至直系高曾祖弥便常常以“尊讳不书”而被忽略了[6],更何况宗族中联系薄弱、素不相往来或远徙、或外出的其它族人呢?
    例如,樊哙五十二世孙樊名标在修谱“再序”中所言:“余照户中宗谱,仅摘我一支之至要者修一小小支谱焉。始祖以下,世世载记二、三,尽是亲堂兄弟,微远皆未详志。” 因此,在现存的古籍、碑铭、谱牒中,经常记载这些旁支其子嗣、妻室失考。
    从宗谱世系理论的角度看,这便是大宗谱法与小宗谱法在着眼点、截取的范围和记录的方式上不同而导致的结果,即“详本宗而略别支”。此要旨与欧氏“断自可见之世”为原则的“谱图之法”不谋而合:“宜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此人情之常也。”
    总而言之,从文史资料记载上面,缺乏足够的考据以澄清、辩晰之;从樊姓族人播迁散居的现实情况来看,又缺乏完整可信的家谱线索来梳理。所以说,要理清樊氏渊源关系,任重道远,绝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幸运的是,现在的网络资源以及近年来发掘的相关文物古迹,为我们梳理宗源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

    [1] 清严可均缉《全后汉文·巴郡太守樊敏碑》。梁,按赋文对称句式看,系指楚汉时期的梁地(今河南东北商丘、山东定陶一带)而非魏惠王迁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
    [2] 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集本)
    [3] 王鹤鸣:《中国家谱知多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
    [4] 《水经·淯水注》谓新野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樊氏之衰,庾氏之兴,当在灵帝光和初年(178年以后)之事,即樊重七世裔孙尚。
    [5] 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年4月。
    [6] 《全唐文》卷九一九:《建功德碑铭(并序)》,唐文宗开成(公元836~841年)年间清河沙门玲幽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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